灯夕宴同年陆孟昭秋官宅二首 其一

　　大凡诗人画家总爱把渔家生活想象成悠闲恬适，充溢着闲情逸致。因而，在失意于官场仕途，倦怠于羁旅行役时，也总把渔船钓竿，湖波江浪作为寄情的物象，柳荫船蓬即成了休憩避难的桃花源。在他们笔下，日月晨昏的渔夫生涯显得轻松舒畅，撒网逐浪的岁月也变得碧波荡漾，其乐无穷。但是，孙承宗的渔家别具一番情调，道出了渔家的艰难与哀怨，对诗人，画家号为“渔家乐”的时弊提出了诘难。

　　诗的前两句白描了两幅画，一幅是雪月江上风波图，一幅是浪尖捕捞图。在一个雪霁朗月的冬夜，迫于生计的渔夫撑着小船颠荡在浪尖上。江上北风凛冽，船板上涂满了清冷月光。遥看岸上厚厚的雪，在月色下闪着模糊的寒光。在阴冷的背景映衬下，凸显出打渔人家的辛苦。一个“呵”字，一个“提”字，生动逼真，人物神态毕现。呵一呵冻僵的手，试图让体温来驱走些弥漫的寒气，再拿起结满冰霜的竹篙来撑船，一股凉意直透心底，手还是麻木的，渔夫艰难的撑着篙，费力的撒着网，生活的小舟随波逐流飘荡着。

　　第三，第四句，直陈对诗人画家好为“渔家乐”流弊的不满。深斋重阁中的许多封建士大夫不去真正体察民苦，“不识”大自然的险风恶浪，却想当然的描摹出一幅幅风花雪月图，借以派遣仕途失意惆怅和苦闷。 要想如实描绘出渔家的苦乐，没有深入民间的勇气，是不行的。此诗观察细致，格调清新，文句简洁，描摹传神，笔力矫健，是为民请命的好诗。

月落秋山晓，城头鼓角停。
长江流远梦，短棹拨残星。
露湿鸥衣白，天光雁字青。
苍茫回首望，海岳一孤亭。

　　螺川即螺山，委宛如螺，在江西吉安县北十里，南临赣江，是个美丽的地方。这首五律是抒写秋日清晨离别螺川的情景，诗人融情入景，描景成画，在清峭的意境中充溢着豪情别绪。

　　首联，月落时分，群山披上晓色，山野空旷，遥闻城楼上的鼓角鸣声划破夜空后又呈现清晨的宁静，写欲发未发时的螺川风光，一切是那么恬静自然，含蓄地为后文写离情别意打下基础。

　　颔联写登上小舟始发时的感受。俯视那长流不断的赣江水，仿佛是要将自己从一个梦乡流入另一个梦乡；那划动的短棹仿佛是在拨动水中残存的星光倒影。江水、木桨都是摸得着的实体，梦境、星影却是空幻、浮动的，在实词虚词之间嵌上动词“流”“拨”组合成一幅星晨行舟图，不仅似闻夜行船声，还因虚实相辅扩大了意境，产生了联想。“梦”“星”既说明行舟时辰之早，又体现了诗人是在睡意蒙眬中就离别螺川的，含义颇丰。

　　颈联承上联更扩大视野，放眼天际水涯，写舟中远视的赣江秋晓。鸥雁本生活水边，用以明特定环境，“露湿”“天光”点特定时间——秋露朝湿，晨光见晓。“鸥衣白”“雁字青”突出秋江早晨空气的清新爽朗。水天一色，鸥驻雁飞，小舟荡漾，构成一幅淡墨水彩画，既开阔明晰又潇洒飘逸。再细嚼“鸥衣”湿、“雁字”青，又似暗藏惜别之情。

　　尾联，船行回首望，只见水天苍茫，辽远无边，螺山已似海岳之中一座小小的孤亭，船越行越快，越显山小如孤亭，让人联想到送别的长亭，螺山亭亭玉立目送行舟，其楚楚依人，看似写景，实为抒情，写出了螺山为之送行之意及诗人对螺山的依恋之情。把离别之后的孤寂情感表现得更深沉，更深厚。

　　开篇“白羽”两字就点明边塞军情紧急，古时军事文书插上鸟羽，表示此书十万火急，须像飞鸟一样迅速传递，故称羽书或羽檄。“霜”字既形容鸟羽之白，又烘托塞外之寒，而且还暗含形势险峻的意味。首句勾勒出一幅信使带着那份如含严霜的羽书，冒着塞外的寒风策马飞奔的画面。

　　第二句“胡烽不断接长安”，“胡烽不断”形象地点明外族屡侵边境。长安是唐代国都，“接长安”应前句“出塞寒”，表示边境频频告急，战报直入朝廷，军情之峻急尽在不言之中。

　　诗的前两句给全诗笼罩上紧张的战争气氛。这两句用战争所特有的镜头——羽书、胡烽，极写边事严重，句式急促，紧迫之感跃然纸上。

　　后两句写军士出征应战。“城头一片西山月，多少征人马上看”，这两句承上而来，又移步换形，节奏由急促变舒缓，内容从战事转抒情。月可以说是写边塞的诗作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，月照边关，使塞外景色壮阔而悲凉，朦胧而凄清，颇具边塞情调，诗人在第三句里，把边塞的月夜写得非常静美；诗中的“一片月”。不仅能衬托情意，而且能喻示时间，渲染气氛。天下共一月，何必有西山东山，家乡异地之分。诗中的“西山月”含意很深，“西山”与“边塞”、“胡烽”暗自相联。又同下句“征人看月”情融意合，构成佳境。而征人看月，则又交织着怀念家乡的愁情与立功边塞的雄心。“多少征人”，意即许多离乡远征、抗敌卫国的将士，他们都是人，立身边塞，目视明月清辉，心头泛起思乡之情。“马上看”就含蓄着这种情感，战士们骑马奔赴塞外或巡逻边境中，抬头看望高悬空中的明月，既思念亲切的家乡，留恋美好的人生，又准备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誓死战斗。因此，后两句既带有唐代边塞诗中常见的那种雄豪悲壮的格调，又有一种缠绵的情致，总观全诗，诗人故意于此设下不和谐音符，借助艺术辩证法的力量，以静显动，创造出一种物我相融，表里一致的境界。

　　这首诗是明人李攀龙写的一首送别诗，元美即王世贞。王世贞此次出行，与防务有关，故诗人送诗为其壮行，诗中“征人”句即点送行之意。此诗虽貌似唐诗，但也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担忧。全诗仅四句，前三句着力写景，渲染气氛，为后一句抒情奠基。前两句选用白羽、寒塞，胡烽、长安四组意象， 强调军情的紧急，为元美的出行渲染气氛。下两句以西山之月连接征人与京城，既表现征人不恋京城，竭力守边，又希望元美能勉力边务，不辱使命。诗苍劲雄阔，意境深幽，颇有唐代边塞诗风格。李攀龙诗刻意规模唐调，乐府诗尤多割剥古人字句，但此诗笔调凝练，意境雄阔，风格劲健，颇得唐代边塞诗的神韵，做到了神与貌合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余尝游于京师侯家富人之园，见其所蓄，自绝徼海外奇花石无所不致，而所不能致者惟竹。吾江南人斩竹而薪之，其为园，亦必购求海外奇花石，或千钱买一石、百钱买一花，不自惜。然有竹据其间，或芟而去焉，曰：“毋以是占我花石地。”而京师人苟可致一竹，辄不惜数千钱；然才遇霜雪，又槁以死。以其难致而又多槁死，则人益贵之。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：“京师人乃宝吾之所薪。”呜呼！奇花石诚为京师与江南人所贵。然穷其所生之地，则绝徼海外之人视之，吾意其亦无以甚异于竹之在江以南。而绝徼海外，或素不产竹之地，然使其人一旦见竹，吾意其必又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。是将不胜笑也。语云：“人去乡则益贱，物去乡则益贵。”以此言之，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乎！

　　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，遍植以竹，不植他木。竹间作一小楼，暇则与客吟啸其中。而间谓余曰：“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，独此取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，亦足适也。因自谓竹溪主人。甥其为我记之。”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，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？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，而不欲以告人欤？昔人论竹，以为绝无声色臭味可好。故其巧怪不如石，其妖艳绰约不如花。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，不可以谐于俗。是以自古以来，知好竹者绝少。且彼京师人亦岂能知而贵之？不过欲以此斗富，与奇花石等耳。故京师人之贵竹，与江南人之不贵竹，其为不知竹一也。

　　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，裘马、僮奴、歌舞，凡诸富人所酣嗜，一切斥去。尤挺挺不妄与人交，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，此其于竹，必有自得焉。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，固有不能间也欤？然则虽使竹非其土之所有，君犹将极其力以致之，而后快乎其心。君之力虽使能尽致奇花石，而其好固有不存也。嗟乎！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贵也哉！吾重有所感矣！

　　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，一贵一贱，形成鲜明的对照；进而推理叙写“绝徼海外人”可能有的态度，从而发出“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”的慨叹；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，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，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。

　　入题之前，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，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，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，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，其中不仅有“斩竹而薪之”的江南人，还有“苟可致一竹，辄不惜数千钱”的京师人，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，一旦见竹，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。这就产生一种感觉，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。在这里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，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、绝徼海外之人。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，充分显示了世人“物去乡则益贵”的心理状态，从而得出“世之好丑，亦何常之有”的结论。

　　这一段内容有叙，有议，有结论，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，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，泛泛议论，显得随意而亲切。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，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。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，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，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：他身居江南，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；他贵竹，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。

　　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，互成对照，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，这恰如峰回路转，忽见其异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，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，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。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，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。

　　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，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。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，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“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”。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，并最终导出了题旨。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，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，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。

　　作者把“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，而不欲以告人欤”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，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，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，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，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，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。经过层层推演，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：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，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；而“京师人之贵竹，与江南人之不贵竹，其为不知竹一也”。

　　作者最后断语，即使居地不产竹，任君必力致之；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，他也无意于此。有以上的反复衬托、对比和论析，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；同时，它与任君“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，独此取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”的表白逆相绾合，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。

　　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，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，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。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，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——绝徼海外之人；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，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，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。全文前后环环相扣，舒卷自如，浑然—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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